社会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法律概念建构。

罗尔斯坦言，对最大最小原则存在一个普遍的误解，即认为该原则是基于对不确定性的极端厌恶的假设，尽管正义论在描述方面的缺陷是形成这一误解的根源之一。这三种情况已经暗示，在一些情景设定下，坚持最大最小规则有可能是非理性的。

[36]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op.cit., pp. 429-434. [37] 罗尔斯承认，涉及平等的基本权利的第一原则也有可能让位于公民的基本需求，当这些需求对于公民理解以及充分行使其基本权利是必要的。例如，图2中的一系列平行于横轴的直线（例如，J-J）是平等—正义线（equal-justice line）反映了互惠性的理念。在该处，OP曲线变成几乎垂直，这意味着社会分配以牺牲更不利群体的基本善为代价，极度偏向更有利群体。由于存在着无知之幕，便设定了一个条件：为了使基本自由的优先性得到落实，每个公民必须在物质上相当富足，使他们能够实际享受这些自由——虽然没有明说，但论证中一直就存在着这层含义。[4]前者属于理性的范畴，后者属于合理的范畴。

如果把作为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价值和生命线的差别原则作为立法指针，宪法共识应该进行什么样的重构，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其中，矩形点表示人们普遍内心确信是错误的判断，而圆形点表示普遍被相信为正确的观点，那么反思均衡可以理解为一种筛选机制——对那些使用正确/错误的符码对常识性判断进行分类操作的政治理论加以甄别。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国家法律范围内活动，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必须在宪法和党内法规范围内活动。

例如，亚里士多德将为共同体利益行事作为优良政体的标准。任何党员、党员干部及其党员领导干部都在宪法、党规和国法之下，严格遵守所有党规国法。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然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改革可能会与现行国家法律不一致。

这就决定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假设不应该是点思维（要么恶要么善），而应该是区间思维（从恶到善），由此决定了法德共治的正当性：法治主要抑恶，德治主要扬善。进入 柯华庆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党导法规 党内法规 国家法律 。

领导是指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八个民主党派的关系。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中国共产党才能成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才具有与西方执政党不同的特征。一时先进只能领导一时，一直先进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有些人在加入共产党时思想和能力可能都达不到要求，但通过伪装或欺骗加入了共产党。

9.   柯华庆、刘荣：《论立宪党导制》，《战略与管理》2015年第7期。注释： [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中国共产党执政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决定的，是宪法明确的，不存在任何时候与其他哪个政党通过选举竞争执政的可能。最小国家或者守夜人政府表面上是客观中立地保障所有人的消极自由权利，实质上是为市场经济中的强者服务。

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执政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的领导党，这一点与西方政党在多党竞争制度下的取得执政权不同。

参考文献： 1.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6年版。德性党和先进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既有愿望又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应该为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但实际上统治者可能为自身利益行事，所以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可能沦为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昂格尔的研究表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自治型法治是非常罕见的历史现象。必须对具有保守性的国家法律保持警惕，适时变革现行法律。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将资本主义政治包装成普世的。执政是落实领导的方式，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本身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间接地具有宪法依据。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6页。

也就是说，党员有两个身份，他既是党员又是公民，所以对党员同时适用国家法律和一般党内法规。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是社会正义。

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列宁认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

党内法规是法律，那么党内法规体系与国家法律体系的关系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党内法规的这两个特点就是为了确保党的先进性和党始终处于领导地位。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社会主义国家走自治型法治道路就必然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必然否定自治型法治道路。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第二是陈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的。

有些法律人主张现代法治与政治无关，将资本主义法治看作客观的、科学的、中立的、因而是普适的德治与法治的关系类似于治病，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治理就是预防社会生病和治疗社会之病。

第三，从宪法上看，中国共产党自建国以来是领导党。资本主义制度倡导管得越少的政府是好政府，政府仅仅是一个保护性机构，其核心功能是提供保持和平和社会秩序的框架，使公民能够按照自认为最好的设想安排其生活。

绝大多数法律人将议会主权作为法律正当性的基础，认为法律就必须是国法，必须是议会制定的。党组织和党员的区分尤为重要。

领导者与追随者以互相提升的动机和道德水平而彼此结合，为了共同追求的价值而行动。在建设法治中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是长期的，越长越稳定越对国家和人民有利，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执政期限问题。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编辑的，2017年8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汇编（1949年10月-2016年12月）就是按照1+4为基本框架的。

党员干部有三个身份，既是公民、党员和党员干部，既要遵循国家法律、一般党内法规又要遵守专门适用于党员干部的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宣称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是狭义的建设法规制度，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和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实际上也属于党的建设法规制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不同于其他三种法规制度。社会主义国家要走上法治道路必然要求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遵守法律，但法律并非仅仅指国法。

现实中的人是从极恶到极善的连续分布，大多数人都是既不极善也不极恶的人，也就是一般人。中国共产党与八个民主党派的关系是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关系，新就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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